作者简介：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文章来源：《保险理论与实践》2025年第4辑

PART 01

报告背景及样本情况

我国正面临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一趋势不仅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给居民的养老财务准备带来了重大挑战。截至2023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4.1亿人，其中0～14岁人口为2.3亿人，占比为16.36%；15～64岁人口为9.6亿人，占比为68.26%；65岁及以上人口为2.16亿人，占比为15.38%。

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的界定标准，当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超过7%，或根据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当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10%时，该国即被视为老年型人口国家。目前，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5.38%，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阶段。

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并在2022年出现显著转折。2023年，我国人口出生率降至6.39‰，人口自然增长率进一步下降至-1.58‰，这一趋势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养老保障体系造成了严峻挑战（见图1）。

人口结构的演变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深远且持续。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与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直接导致老年抚养比逐年上升。老年抚养比是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反映了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负担的老年人数量。2023年，我国老年抚养比达到22.5%，较上年增加了0.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每名老年人需要约5名劳动人口来赡养。如果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下滑，未来社会面临的养老保障压力将进一步加剧，年轻人的赡养负担也将更加沉重。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给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

为科学、系统地了解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情况，2013年，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联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启动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项目，并连续11年发布《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2024年是该项目的第12年，本次调研继续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基于2023年问卷内容，结合当前中国居民养老准备的实际情况和热点问题对问卷进行了修订，新增了金融教育程度及金融素养验证题目，同时引入行为实验，测试受访者在不同情境下的金融决策行为。这些改进不仅增强了调研的学术性，而且深化了对居民退休意愿的理解，形成了既能体现当前特色又能与往年数据纵向比较的“2024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问卷”。

本次调研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由瀚一数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负责问卷的植入与回收。问卷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调研家社区”发布，受访者在线独立填写。调研时间为2024年9—10月，共回收有效问卷3713份，覆盖中国大陆31个省份及地区，其中在职职工3313名（占比约为90%），退休居民400名（占比约为10%）。调研内容涵盖五个方面：基本信息（年龄、性别、居住地区等）、退休生活愿景（预期退休年龄、养老方式偏好等）、退休准备指数（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等）、退休财务规划（养老金积累方式、财务准备方式等）以及专题研究（金融素养、风险态度、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态度等）。

为确保结果具有代表性，本次调研将样本统计数据与全国人口及历年调研数据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本次调研样本在年龄结构、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方面均略优于全国平均水平。样本主要集中在劳动年龄群体，他们多来自东南沿海及经济发达省份，个人收入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多数具有大专或本科以上学历。因此，本次调研的结论对了解城镇居民的退休准备状况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与2023年相比，本次调研样本的年龄结构、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保持一致。个人税后年收入均值为9.06万元，略高于2023年的8.8万元；家庭税后年收入均值为24.72万元，略高于2023年的21万元。这表明本次调研样本与2023年具有可比性，为纵向比较提供了可靠基础（见表1）。

基于调研结论，本文从政府、企业、个人和保险机构四个层面提出了改善中国居民退休准备状况的建议。政府应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推动“三支柱”养老金协调发展，加强金融素养教育，完善个人养老金制度的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应拓展年金计划，提供财务咨询服务，助力员工退休规划。个人需提升金融素养，制订科学的退休计划，合理配置资产。保险机构应开发符合居民需求的养老金融产品，协助政府管理个人养老金账户，提升居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度。

PART 02

主要发现

（一）2024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为5.53，与2023年持平

为了全面且深入地剖析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现状，本文沿用了六个核心维度：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以及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这些维度依据其重要性被赋予不同的权重，进而构建出一个综合性的退休准备指数。该指数的取值范围设定为0～10分，分数越高，意味着居民在退休准备方面越充分。具体而言，8～10分被界定为高退休准备指数，表明居民的退休准备非常完善；6～8分代表中等退休准备指数，显示居民虽已具备一定的退休规划基础，但仍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低于6分被视为低退休准备指数，说明居民在退休准备上存在明显不足，亟须引起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改善。

在2013—2021年的调研报告中，项目曾依据荷兰全球人寿于2013年设定的权重计算退休准备指数，以便与全球其他国家进行横向对比分析。然而，与10年前相比，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老龄化程度等诸多方面均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使原有的权重设置在刻画中国居民退休准备程度时不再适用，因此，有必要根据当前的情况对权重进行修订。

2022年，调研采用专家法，邀请了12位来自学界与业界的权威专家，综合他们的意见，重新确定了构成退休准备指数的六个单项指标的权重（见表2）。这一经过修订的权重体系在2024年的指数测算中继续得到沿用，以确保指数能够更精准地反映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状况。

2024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为5.53，与2023年持平，仍处于低退休准备水平。在六个维度中，“退休计划完善度”略有提升，其余五个维度与2023年基本持平（见图2）。从地区差异来看，2023年指数高的省份在2024年有所上升，指数低的省份下降，整体差异增大。从收入来看，低收入人群的退休准备水平明显下降，高收入人群有所提高，不同收入组差距增大。高退休准备水平人群的特征为36～45岁、已婚、有子女、身心健康、本科学历、就职于国有企业或外商/港澳台商企业工作、个人收入较高、家庭收入较高。

（二）退休准备财务方式：养老保障体系“三支柱”不断发展，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最广

退休财务准备是理解居民养老准备情况和我国养老金融体系建设需求的重要支撑，基于此，本次调研对未退休和已退休的受访者进行了调查，询问未退休（已退休）受访者在当前（退休前）采用了哪些金融工具为退休财务做准备。总体而言，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和银行储蓄/低风险理财产品为四种覆盖率最高的退休财务准备方式。

基本养老保险（涵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是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中覆盖面最广的组成部分。调研样本数据显示，无论是未退休还是已退休的受访者，其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均超过80%。这一高覆盖率充分彰显了基本养老保险作为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第一支柱”的重要地位，其已成为居民在养老保障方面不可或缺的基础依赖。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截至2023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达10.067亿人，相较于2011年增长了73.2%，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养老保险体系。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具体覆盖情况中，来自国有企业、政府部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的受访者拥有最高的参保率；处于全职工作状态的受访者相较于已退休受访者，具有更高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整体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情况来看，全职工作受访者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同样高于已退休受访者的（见图4和图5）。

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是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支柱”。本次调研显示，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的受访者覆盖率约为34%。对比“已准备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的受访者群体与“未准备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的受访者群体数据，本文发现，“已准备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的受访者群体具有来自政府部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比重更高的职业特征（见图6）。对此，本文认为原因在于，自2015年起，机关事业单位开始强制要求缴纳企业/职业年金。这一样本统计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作为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支柱”在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中的建设更为完善。

个人养老金作为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三支柱”，在受访者中的覆盖率为35%。调研发现，选择个人养老金作为退休财务准备的受访者普遍具有较高的税后收入水平。这表明，收入水平可能是影响个人养老金账户开通意愿的重要因素。通常情况下，收入较高的人群具备更强的财务规划能力和投资意识，更愿意为未来的养老储备进行投资。

（三）养老金融产品需求：注重稳健性，流动性偏好高

调研结果显示，最受欢迎的养老金融产品形式可能是投资于货币基金、短期债券等产品的金融工具，这些产品通常具有较高的本金保障程度、较强的流动性和较低的风险水平。

总体而言，受访者在选择养老金融产品时，更加重视产品的“公开透明”“本金安全”和“流动性”。这表明，大多数居民在养老金融产品的选择上表现出较低的风险偏好、较高的流动性偏好，以及较低的对投资收益和财富传承等的关注度（见表3和表4）。

结合调研结果，本文勾勒出最受居民青睐的养老金融产品画像：这类产品通常投资于管理透明、本金保障程度高、流动性强且总体风险较低的领域。货币基金和短期债券等金融产品因具备上述特质，有望成为居民在养老规划中的首选。

为了更深入地洞察居民对养老金融产品的投资偏好，本文设计了四组实验，系统地分析受访者在不同产品间的权衡与选择。

养老储蓄与养老保险：在这一实验中，养老储蓄和养老保险的风险水平近乎相同（均非常低），但养老保险的预期收益更高，其资金锁定周期较长；养老储蓄在流动性方面更具优势。此实验旨在探究受访者在收益与流动性之间的偏好。

养老理财与养老保险：在这一实验中，养老理财和养老保险的预期收益大致相当，但养老理财产品的流动性更强，其收益波动性相对较大；养老保险的风险更低，但流动性受限。这一对比用于揭示受访者在风险与流动性之间的偏好。

养老储蓄与养老理财：在这一实验中，两种产品均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养老储蓄以低风险和稳定收益为特点；养老理财在承担更高风险的同时，提供更高的潜在收益。此实验聚焦于受访者在低风险与高收益之间的倾向。

养老基金与养老保险：养老基金的风险和收益均显著更高，具有长期增值潜力，且资金领取更为灵活；养老保险几乎无风险，但收益相对较低，流动性较差。这一实验旨在了解受访者在高风险高收益与低风险低收益产品之间的偏好。

四组实验的主要结果如图7所示。

（1）养老储蓄与养老保险：64%的受访者更倾向于选择养老储蓄作为个人养老金产品。这一结果表明，当两种产品的风险水平相近时，居民更看重产品的流动性，而非收益水平。

（2）养老理财与养老保险：67%的受访者更倾向于选择养老保险作为个人养老金产品。这说明在预期收益相近的情况下，居民更关注产品的收益稳定性，而非流动性。

（3）养老储蓄与养老理财：76%的受访者更偏好养老储蓄。这一结果反映了居民在高流动性产品之间的选择中表现出显著的风险厌恶特征，即使面对中低风险的养老理财产品，他们也愿意牺牲一定的收益以确保资金安全。

（4）养老基金与养老保险：74%的受访者更偏好养老保险。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居民对养老资金安全性的高度重视。

综上所述，居民在选择个人养老金产品时表现出两个显著偏好特征。

（1）流动性偏好：当产品风险水平相近时，受访者更倾向于选择流动性更强的产品。这表明流动性是居民在选择养老金融产品时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尤其是在面临长期投资锁定期或提取限制时。

（2）风险厌恶：在收益水平或流动性水平相近的情况下，受访者普遍表现出较低的风险偏好，更倾向于选择养老保险作为养老投资品种。这表明养老保险的稳健性和保障性符合大多数居民的风险偏好，尤其在选择养老产品时，居民更关注资金的安全性，而非收益率。

（四）个人养老金：覆盖面和参与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自2022年正式推出个人养老金制度以来，截至2024年6月，已有超过6000万人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本次调研对受访者的个人养老金账户开设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见图8），结果显示，34.2%的受访者已开设个人养老金账户，65.8%的受访者尚未开设。在已开设账户的受访者中，平均每年缴存的个人养老金金额为5145元，这一数字低于当前制度规定的年度缴纳上限12000元。这一现状表明，当前居民在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开设与缴纳方面，尚未达到制度设计的理想水平，反映个人养老金制度在覆盖面和参与度上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为了深入探究受访者个人养老金实际缴纳金额较低的现象，本文进一步分析影响该现象的关键因素。通过分析不同区域受访者个人养老金的平均缴纳金额，本文发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居民个人养老金缴纳金额具有显著影响。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更发达地区的居民倾向于缴纳更多的个人养老金。

此外，税后收入水平也是影响个人养老金缴纳金额的重要因素。研究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税后收入较高的居民通常会缴纳更多的个人养老金（见图9）。这表明个人的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对个人养老金的投入程度。

从年龄分布来看，26～55岁的受访者群体的个人养老金平均缴纳金额相对较高，尤其是26～35岁和51～55岁的受访者，他们的平均缴纳金额最高（见图10）。本文推测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该年龄段群体的职业发展和财务规划有关。26～35岁的受访者正处于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对退休财务规划的需求较高，且对2022年推出的个人养老金政策有更深入的了解，因此，在个人养老金缴纳方面更为积极。

（五）延迟退休意愿：预期延迟退休的受访者占比较大

本次调研询问了受访者“您预期自己会在多少岁完全退休？”，结果显示，大多数居民倾向于在法定退休年龄退休，且预期提前退休的人群占比更大（见图11和图12）。男性平均预期退休年龄为62.5岁，女性为56岁。有子女、预期退休后余寿长、风险偏好高、时间偏好强的受访者更倾向于延迟退休。结果表明，养老金总额展示、取消基准退休年龄限制、缩短退休窗口等因素都会影响受访者的退休选择和储蓄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调研恰逢延迟退休政策正式发布之际，居民的退休时点选择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策的影响。例如，选择63岁作为预期退休年龄的男性受访者占一定比例。然而，居民对退休时点的选择并非仅受政策发布的即时影响，还可能涉及更深层次的因素，如对未来生活质量的预期、经济状况的稳定性以及对健康状况的评估等。因此，深入研究这些影响因素，有助于全面理解延迟退休政策对个人决策的长期影响，为未来政策的优化与调整提供重要参考。

为探究影响退休时点选择偏好的因素，本文将受访者的年龄、性别、个人税后年收入、自评健康水平、金融素养水平、风险厌恶系数以及时间偏好水平等设定为解释变量，以预期退休年龄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1）年龄与预期退休年龄呈正相关：年长的受访者更倾向于推迟退休年龄，这表明他们对退休前的状态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愿意延迟退休。

（2）子女数量与预期退休年龄呈正相关：有子女的受访者更倾向于延迟退休，这部分人群出于对子女抚养和经济保障的需求，选择延迟退休以维持稳定的收入来源。

（3）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估与预期退休年龄呈负相关：预期退休后余寿较长的受访者更倾向于较早退休，表明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估在决定退休时间上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分析显示，预期寿命较长的群体通常收入水平较高，已具备充足的退休储蓄，可能认为无须通过延迟退休获取额外的经济收益。

（4）风险偏好与延迟退休意愿呈正相关：个体主观风险承受能力较强以及时间偏好更强的受访者更倾向于延迟退休。风险偏好较高的人更愿意承担长期工作的潜在风险，期望通过延迟退休获取更高的经济回报。时间偏好较强的人倾向于推迟当前消费，追求未来更大的收益，更愿意延迟退休。

我国原来的职工退休年龄为男性60岁，女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2024年9月1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决定明确，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坚持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

当前政策以循序渐进且灵活自愿的方式推动延迟退休改革，其中“弹性实施”机制尤为关键。该机制在统一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基础上，赋予个人一定的灵活性，允许职工在满足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后，自愿选择提前退休（最早可提前3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原法定最低标准。同时，职工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若与雇主协商一致，可选择延迟退休，最长延迟期限为3年。鉴于该政策仍处于逐步推进阶段且尚未完全实施，本次调研采取行为实验的方式，深入探索在自愿和弹性原则的指导下，受访者对退休年龄的实际选择与偏好。

实验设计包括以下三种方案。

数字框架：测试两种不同的养老金金额展示方式，考察预计可领取的总养老金金额与每月领取的养老金金额的展示方式对受访者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

自愿原则：检验基准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否影响受访者的延迟退休意愿，即在设有和不设基准退休年龄的条件下，受访者的退休时间选择是否会发生显著变化。

弹性原则：通过设定弹性退休窗口（限制受访者只能选择在60～65岁退休），检验退休年龄的灵活性对受访者退休时点选择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不同退休窗口对决策偏好的潜在影响。

本次调研将对照组的基准退休年龄设定为63岁，要求受访者在58岁、60岁、63岁、65岁、68岁五个时点中选择退休时间，并告知其在该年龄退休能够领取的基本养老金。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选择在63岁之前退休（58岁和60岁）定义为提前退休，将选择在63岁之后退休（65岁和68岁）定义为延迟退休。通过对比不同的退休窗口和基准退休年龄设置，研究政策引导下弹性和自愿性选择如何影响受访者的退休年龄偏好。

受访者在各种情境下需基于可获得的基本养老金金额评估自己的退休时间，同时考虑是否需调整个人储蓄计划，或通过商业养老年金等方式补充未来的养老收入。此外，在加入退休后可通过兼职或返聘增加收入的假设后，受访者需重新评估其预期退休年龄。研究这些因素有助于理解受访者在不同退休和财务选择情境下的保障需求，为养老金融产品的设计和政策制定提供依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实验中设置的退休年龄（包括基准退休年龄、退休时间选择区间等）均为假设条件，旨在模拟不同的政策环境和市场情境。

在当前政策下，我国现行的养老金替代率为45%，科学地衡量了个人退休后养老金收入相对于其退休前工资水平的比例。养老金体系由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两大支柱构成。依据养老金的计算与发放机制，个体每多缴纳1年的保险费用，其退休时能享受的基础养老金将相应提升1个百分点；同时，若个人选择延迟退休，每延后1年，其个人账户养老金的累积也将有所增加。每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数额不仅与个人的当前收入水平紧密相关，而且深受所选退休年龄的影响。具体而言，若个体选择在63岁这一基准年龄退休，其养老金替代率即为预设的45%。鉴于当前延迟退休政策对提前或延后退休情形下养老金待遇的具体调整幅度尚未有明确规定，本文在实验设计中做出以下假设：若选择早于63岁退休，每提前1年，养老金将减少6%；若选择晚于63岁退休，每延迟1年，养老金将增加8%。表5展示了在不同退休年龄下每月能够领取的基本养老金金额。

1.数字框架

与对照组不同，实验组假设受访者的预期寿命为78岁，基于该假设计算不同退休年龄对应的基本养老金总额，更直观地展示养老金领取水平对退休时间选择的影响（见表6）。

调研结果显示，对照组（按月展示养老金金额）与实验组（展示养老金总额）在退休年龄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虽然从理论上看，两组受访者最终可获得的养老金总额相同，但实际调研数据揭示了展示形式对受访者决策的显著影响。在对照组中，选择58岁和60岁退休的受访者占比为46.53%；在实验组中，这一比例高达66.54%。这表明，当以总额形式展示养老金时，受访者更倾向于提前退休。原因可能是，直观地呈现养老金总额让受访者产生更强的满足感，萌生提前退休的想法。这种对“即时可得”养老金的误解，显著地影响了他们的退休决策。

在退休储蓄调整方面，当养老金以每月领取金额展示时，41.34%的受访者表示会“略微增加”退休储蓄；当养老金以总额形式展示时，这一比例降至36.88%，选择“大幅增加”的比例也从5.42%降至2.03%。这说明，总额展示方式可能削弱了部分受访者调整储蓄的积极性。可能的原因是，受访者认为一次性获得的养老金已足够维持理想的生活水平，无须再增加储蓄。

此外，在假设退休后可通过兼职或返聘增加收入的情况下，总额展示组中选择提前退休的比例升至63.01%，按月展示组仅为57.6%。这进一步证实，当受访者认为养老金总额足以支撑退休生活时，他们更倾向于提前退休以获取这笔资金，即使养老金不足以完全满足需求，他们也认为可通过兼职来补充收入，增强了提前退休的意愿。

综上所述，养老金的展示形式对受访者的退休决策产生了显著影响。与按月展示相比，总额展示更易促使受访者提前退休，增强他们对“即时收益”的满足感，同时降低了增加退休储蓄的意愿。两组受访者对商业养老年金的购买意愿均较高（见图13）。在允许兼职补充收入的情况下，总额展示进一步强化了提前退休的倾向，凸显了这种展示方式对受访者提前享受退休资金偏好的强化作用。

2.自愿原则

与对照组不同，实验组的退休场景设定中未设定基准退休年龄。在此情境下，受访者自主决定预期退休年龄、是否调整退休储蓄，以及是否购买商业养老年金，在考虑退休后兼职或返聘增加收入的基础上重新选择预期退休年龄。

结果显示，实验组中选择58岁和60岁退休的受访者的比例为50.06%，略高于对照组的46.53%。这表明，取消基准退休年龄限制后，选择提前退休的受访者有所增加。由于缺乏特定年龄约束，受访者在决策时更注重自身健康状况、财务规划和生活质量等个人因素。这种灵活的选择空间使他们不再受限于制度化的退休标准，部分受访者因此选择较早退休，享受更长的退休生活。

在退休储蓄调整方面，实验组中35.52%的受访者表示会“略微增加”退休储蓄，低于对照组的41.34%。这表明，未设定基准退休年龄的受访者在储蓄调整上的积极性有所减弱。缺乏基准退休年龄可能导致受访者对储蓄重要性的关注度降低，认为即使临近退休储蓄不足，也可通过延迟退休或其他方式增加收入，从而减少了储蓄调整。

综上所述，在取消基准退休年龄限制的实验组中，受访者更倾向于提前退休，显示出对个人因素（如健康状况、生活质量）的重视。在储蓄方面，实验组增加退休储蓄的意愿有所减弱，表明缺乏基准退休年龄可能降低了对储蓄重要性的关注。两组受访者对商业养老年金的购买意愿仍然较高。在允许兼职的条件下，两组数据差异较小，整体上显示出在灵活的退休年龄选择下，受访者更倾向于提前退休，实现自主的生活规划（见图14）。

3.弹性原则

在本实验组中，依然设定基准退休年龄为63岁，但将受访者的退休时间选择范围限定为60～65岁，以便领取基本养老金（对照组的退休窗口为58～68岁）。养老金金额根据当前收入水平和退休年龄计算，以每月领取数额的形式呈现，与对照组保持一致。

结果显示，在实验组中，38.93%的受访者选择在60岁退休，30.29%的受访者选择在63岁按时退休；在对照组中，选择提前退休（58岁和60岁）的受访者占比为46.53%。这表明，虽然受访者普遍倾向于提前退休，但在更窄的退休窗口内，提前退休的倾向有所减弱，更多受访者选择在基准退休年龄退休。这一现象说明，通过限制选择范围的弹性原则，能够更有效地引导受访者作出与政策方向一致的决策。

在退休储蓄调整方面，选择“略微增加”储蓄的比例从较宽退休窗口组的41.34%下降至较窄退休窗口组的37.71%，其他选项的变化不大。这可能是因为实验组的可选退休年龄更少且更接近政策规定，使受访者对未来的预期更加稳定。随着退休时间规划的清晰化，受访者可能认为退休年龄的变动空间有限，减少了对储蓄调整的担忧或必要性。一旦进入弹性退休窗口，他们的财务状况将更加稳定，这进一步增强了对当前储蓄计划的信心。

综上所述，将退休窗口缩小至60～65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受访者作出更符合政策基准的退休选择，减少提前退休的倾向。与对照组相比，狭窄的退休窗口使更多人选择在基准年龄63岁退休。此外，狭窄退休窗口下的受访者对调整储蓄的意愿减弱，对购买商业养老年金的兴趣略有增加，这表明限制选择范围有助于增强受访者对退休规划的稳定感和对额外保险保障的认可。在假设受访者可以选择兼职或返聘的情况下，狭窄退休窗口的受访者在退休年龄选择上的表现与对照组相似，表明兼职和返聘对退休窗口选择的影响有限（见图15）。总体而言，弹性原则在引导退休决策和促进稳健财务规划方面展现出了一定的有效性。

首先，通过对对照组与三个实验组的分析，受访者的退休年龄选择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和差异。总体而言，受访者普遍存在提前退休的倾向，尤其是在养老金以总额形式展示和未设定基准退休年龄的情况下，选择58岁或60岁退休的比例更高。在储蓄调整方面，大多数受访者的意愿集中在维持现状或略微增加，但在无退休年龄限制的情境中，储蓄意愿有所减弱。这一现象表明，在选择更灵活的情况下，受访者对储蓄重要性的关注度有所下降。

其次，所有组别中对商业养老年金的购买意愿均保持在70%以上，显示出受访者在认识到基本养老金水平不足后，对补充养老保障的高度认可。这种高认可度可能源于个人对退休保障的需求、对养老风险的规避心理、政策信息的引导、对未来生活质量的担忧以及退休规划和养老保险教育信息的普及。在中国社会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受访者更深刻意识到基本养老金可能难以维持退休后的生活水平，因此，倾向于购买商业养老年金作为补充，确保退休后的经济独立和生活质量。然而，在调研中，受访者往往处于一种理论或假设的环境中作出决策，通常没有实际的经济压力或外部约束。因此，受访者的选择可能较为理想，不会受到现实中的财务约束（如收入水平、生活开销等）的限制。在现实中，受访者可能会因为经济负担或其他紧迫支出而推迟或放弃购买商业养老年金。

最后，在假设允许退休后兼职或返聘的情况下，提前退休的比例略有上升，但总体变化不大，表明兼职或返聘虽具吸引力，但未显著影响其整体退休年龄选择。这些结果表明，灵活的选择空间和养老金的展示方式对受访者的退休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对补充养老保障的需求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六）青年群体的退休预期与延迟退休意愿：提前退休的偏好仍较普遍

在18～35岁的青年群体中，男性的预期退休年龄主要集中在60岁和65岁，平均为62岁；女性的预期退休年龄主要集中在55岁和60岁，平均为56岁（见图16和图17）。虽然政策规定男性的退休年龄逐步延至63岁，女性的退休年龄延至55岁和58岁，但调研显示，56.54%的青年受访者（男性为51.59%，女性为58.77%）倾向于提前退休；仅34.63%的受访者（男性为35.65%，女性为34.16%）预期延迟退休。这表明青年群体对提前退休的偏好较强，可能与社会普遍接受度、对退休生活的向往以及工作压力有关。

影响青年群体退休预期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1）子女：拥有子女的青年群体预期退休年龄显著更高，尤其是拥有女儿的父母更倾向于延迟退休。这可能源于传统观念中对子女性别差异的养老依赖。

（2）收入水平：高收入青年群体更倾向于延迟退休，这不仅是因为经济需求，更因为工作带来的成就感和职业成长。高收入者更能在工作和家庭责任之间找到平衡，推迟退休。

（3）金融素养和教育水平：金融素养和教育水平较高的青年群体更倾向于延迟退休。他们对财务规划和退休管理有更深入的理解，更重视长期职业发展和财富积累。

总体来说，青年群体的退休预期受到子女、收入、金融素养和教育水平的显著影响。虽然延迟退休政策逐步推进，但提前退休的偏好仍较普遍。未来，随着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和社会观念的转变，青年群体的退休预期可能会发生变化。

PART 03

建议

1.政府层面

政府应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促进“三支柱”养老金协调发展，特别重视第二、第三支柱建设，鼓励企业和居民承担更多的养老保障责任。在个人养老金制度宣传方面，政府应提升居民的了解程度，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更多居民参与。在帮助个人作好退休规划方面，政府应加强社会公众金融素养教育，对居民的退休规划加以引导。

2.企业层面

企业应积极拓展企业年金计划，为员工提供退休经济保障，丰富退休理财选择。雇主应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缩小居民退休预期与延迟退休政策之间的差距，提供财务咨询服务，提升员工金融素养和退休责任意识，为员工提供灵活退休选项。

3.个人层面

个人需提高金融素养和退休准备责任意识，制订退休计划，合理选择金融产品，关注政府退休政策变化，调整退休计划。在建立个人养老金时，注意资产多元化配置，适当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关注养老目标基金等，应对长寿风险。

4.保险机构层面

保险机构应该着力于开发符合需求的养老金融产品。根据调研，居民偏好低风险、高流动性的产品。因此，保险机构可开发此类产品，例如，低风险投资产品（如货币基金、短期债券等）、本金保障程度高的保险产品（如年金保险、两全保险等）。根据地区和人群差异，进行产品定制化设计。例如，保险机构可在经济发达地区提供高端产品，考虑税务优惠需求。开发针对延迟退休人群的长期护理保险、退休收入保险等，提供额外保障。

保险机构还应提供更多的企业年金咨询服务和退休规划服务。例如，保险机构可为企业提供企业年金方案设计、基金管理、风险管理等服务，帮助企业完善企业年金计划，或与企业合作，提供员工个人养老金账户管理、投资等服务，提高企业年金计划的参与度和覆盖面。利用专业优势，保险机构可以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退休规划服务，帮助客户，在政府政策支持下合理规划退休保障。

保险机构还可协助政府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管理系统，提供便捷的账户开设、资金缴存、投资管理和退休领取等服务。与政府协商，保险机构可将商业养老保险产品与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相结合，为客户提供更全面的退休保障。保险机构还应致力于提高居民金融素养，可开办讲座、研讨会、线上课程等，普及退休金融知识，提高公众的金融素养和风险防范能力，或与学校和社区合作，开展面向青年的退休规划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养老观念。

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状况——基于《2024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的主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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