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年代,不如跳舞
极昼工作室
2024-03-26 09:23:22
“四姐,我后半生的快乐就交到你这里来了。”

来源:极昼工作室(ID:media-fox)

作者:魏晓涵 王珊瑚

老舞厅

武汉的四季强烈且分明。四姐说,歌舞厅只有两个季节,淡季和旺季。

夏天常常爆满,蛮早就有人来,省得在家开空调;过年忙,人就少一些,也有不少独自在家孤单的,要找点热闹。年前大雪,路滑,四姐关了几天,到年初一,电话微信被打爆了,她提早开了场子,中午来了两百多人,“这个年纪的,在家里基本都是空巢老人”。

七八十岁不少见,八点半去早场跳;六十多在舞厅算年轻人,中午晚上是他们的主场。十块钱换一张舞票,走廊暧昧的红色灯光通往昏暗的舞池,鼓点震动强烈,高饱和度的霓虹灯牌闪烁,满目流光溢彩。67岁的四姐在门口迎客,黑色的貂裹住玫瑰色的真丝旗袍,两串珍珠项链坠在胸前,彩色卷发高高盘起,妆容精致,笑意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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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姐在舞厅门口。魏晓涵 摄

她熟练地巡场。一侧是散客区,有人天天来;剩下都分给了四十多个“跳舞群”——自由自在、随缘相聚、轻舞飞扬、周老师,都有各自的群名,来的时间、位置由她安排妥当,布艺沙发椅围着大理石小桌,颇有江湖里各占山头的架势。

“你我只是这茫茫人海中,不知天高地厚的那一棵草,所以不用烦恼,开心就好”,蹦迪版的抖音神曲《海草舞》响起,有人甩动红旗疯狂旋转。人群嗨了,自动围圈跳起来。还不够尽兴,紧跟着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

如果不是堆在角落的保温杯,那一刻大概会忘了他们的年纪。高跟鞋和皮鞋笃笃敲击木地板,舞池里衣袂翻飞,红色贝雷帽、羊毛伞裙、白色西装、蕾丝内搭、雪纺蝴蝶结,一个身着蓝色旗袍的高个女人路过,抛来一个飞吻。

舞厅里有许多江湖故事,“蓝旗袍”知道不少。谁和谁原本在一个群,合不来,出来“另立山头”;谁和谁又有什么情感拉扯。她有过两任固定舞伴——产生过情愫的那种,在这里认识。最近的一位一年没来舞厅了,感情也在这里离散。

她是“战神玫瑰”群的群主,住在一江之隔的武昌区,也是距离舞厅最远的客人之一。早上化好妆,装上旗子和彩色荧光棒,搭一个半小时公交过来,“下刀子我都出来”。再过一年就能办老年卡免公交钱,她并不觉得是个好消息。赶下午场,跳完在四姐赠送的KTV包间唱歌,再花一个半小时回去,七八点到家,择菜,给舞友发信息,再把菜一炒,喝上二两酒。对着电视,卸妆,敷完面膜睡觉,每天循环往复。

一个人住已经有七八个年头,离婚之后,唯一的女儿在外地,她频繁去跳舞。疫情之前有一阵肚子疼,好久没去舞厅,还是舞群里的朋友劝了四五次,才去医院,查出来中晚期结肠癌。手术后,医生说,你是捡来的一条命,她深以为然。

“这几年就是上天给我的,对不对?”她把群名从“明天的玫瑰”改成了“战神玫瑰”,舞厅里的人也这么称呼她,讲义气、大气,舞友这么评价她。舞票打折卖给群友、忙前忙后倒水,刷子一样的假睫毛包覆住眼神,手上挂满大颗戒指,耳侧好几对金色耳坠随着她说话晃动。前一阵又查出两个坨子(肿瘤),也没影响她喝酒、跳舞、恋爱,她要活得尽兴。

灯光逐渐柔和,舞曲变得舒缓,管乐奏响红歌、爵士舞曲,都是他们年轻时的记忆,手搭在肩上、腰上,身体贴近,除了缭绕的、淡淡的舞台烟雾,彼此身上嗅不到味道。每个人都是洁净、体面的。舞厅是他们的社交场,有人来找青春,有人来找爱情,有人来找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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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池里的男女。魏晓涵 摄

舞厅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四姐说,什么样的人她都见过,小商贩、地头蛇到退休干部。开第一家梦卡舞厅的时候,她才三十多岁,从梦卡、绿洲、大光明、海岛,到四丫,做了五个场子,都围着武汉热闹的江汉路周边,四丫年纪大了,舞厅的名字就变成了四姐。

几十年的老客,舞厅搬到哪就跟到哪,家楼下有舞厅也要绕远来,因为老朋友都在这里,跳着跳着,他们一起变老了。耐磨的大理石地板对他们有些勉强,撒上滑石粉也容易摔倒,四姐换上了木地板。

这天舞池里收尾的是一支舒缓的草原歌曲,老人们散开,一边迈着民族舞的步子,一边和陆续退场的舞友打招呼。他们语气轻松地聊到生老病死。哪个孤老的爹爹几天没来,舞友找他的街坊打听,才被发现死在家里了;哪天早上舞厅空了一半,就是有人走了,舞友上山送他;有人掰着指头一个个数,光疫情几年,四十几个群,走了的群主就有八个。

每个月都有舞友离世,和电视里大大小小的新闻一样,是舞厅里的闲谈。告别后第二天,他们又像往常一样回来了,继续跳舞,继续嗨。

歌舞厅三个字,对这个时代是陌生的,就像在里面起舞的人,他们的生活大概被遗忘了。在这里,舞友记得他们,四姐也是,她反复说起很多舞友对她说过的,“四姐,我后半生的快乐就交到你这里来了”。

四姐

在汉口跳舞的老人,没有不知道四姐的。阳光认识她快三十年了,从第一家舞厅梦卡开始。那是1995年前后,舞厅不多,一般是蛮小的场,门票才一两块,四姐在中心地带的江汉路,一开就是五百平的场,生意也是最好的。

阳光对这位时髦的女老板印象深刻。喇叭裤,紧身内搭,外面套一件西服。“蛮有样,又蛮亲人,看着就很舒服。”总是一脸的笑,照顾每一个舞客,比如宁愿不赚钱,也会给过生日的阳光腾出一个大包房,“把你当朋友在交,真的够意思。”

那时候阳光在武汉一家纺织单位的工会做出纳。和1950、60年出生的一代一样,青春期赶上文革,没机会好好读书,中学毕业进国营单位是普遍的出路,纺织厂、烟草厂、仪表厂、钢厂。

在单位里的年轻人之间,跳舞成为时髦的活动。一开始没什么舞厅,就去东湖公园的广场跳,在工厂组织的舞会跳,在家和熟悉的同事跳。小三洋音响摆在堂屋,磁带放着,邓丽君的抒情歌声悠扬,搭上肩滑出慢三慢四的步子。

四姐也痴迷跳舞,那时候的舞厅还是现场伴奏呢,鼓点一响,脚就想动,跳起来蛮快活。她“特种兵”式地赶场——摸黑赶早场,跳完再去上八点的班,下了班又一头扎进舞厅。那时她还在一家国营单位做会计,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顶了爸爸唯一的岗。

这个备受宠爱的小女儿,性格活泼,心思活络,广交朋友,“我蛮好动”。下海经商还新潮的时候,她就动了心思,不顾爸爸的反对,从“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会计岗出来,停薪留职,在汉口火车站附近搞副食批发。

“我性格像个男的”,放在那个时代的性别语境里,她指的是强悍、有魄力,“性子蛮刚的”。有几年是一个人干,忙得脚不沾地。自行车后座摞起来的货物,比她还高,也是一个人扛回来。

后来火车站搬迁,客源少了,四姐又开始找新出路。梦卡舞厅原来是她一个朋友出钱开的,后来合伙的人想“吃黑”,把朋友挤走。“她是那种斯文的、蛮老实的女同志,就找到我了,”一开始不给面子,四姐就找来一帮混得更厉害的“江湖人士”震场子,“我说你们凭什么,我来出钱,转给我,这个舞厅我接定了。”

混迹江湖,四姐总有办法。做副食生意的时候,周边小偷猖獗,她把附近混在街头的年轻人叫过来,请他们吃了三天饭,坐在门口喝酒,小偷经过她的铺子都绕着走。

后来开舞厅,来的三教九流都有,黑白两道都要打交道。时不时有人来闹事,还有刚从监狱出来的。四姐遇到过在衣服里藏着长刀,找她收几千块保护费的;也有趁着黑灯舞,往舞池里撒沙子、砸杯子的。

她把丈夫拦在身后,自己出面摆平,“别人就是想找他(男的)出来吃黑,看我是个女的就不敢(真动手)。”要保护费的人把她关在一个小房子里面,“我脾气也蛮拐(倔强),我说把门打开,要保护费没有。要你保护我还开什么场子?我自己的场子自己保护!”

其中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小混混,被四姐留了下来,成了舞厅的音响师。“他年纪小,又没成家”,四姐觉得他还能学好。说是音响师,“其实我就是开关机的,设备出什么问题都是四姐(现在的)老公来修。”

这个如今五十多岁的男人,喝了酒,慢悠悠地说起往事。当年那些朋友,进监狱的,不知下落的,要不是四姐收留了他,他说自己早就横尸街头了。儿子大专毕业一年了,还没找到工作,他想拜托四姐动用人脉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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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姐办公室里挂着别人送她的一幅字,“高义薄云”,义是形容她,云是她名字里的字。魏晓涵 摄

仗义,常常有人这样评价四姐。开舞厅之前,她的副食生意被欠了四五十万的债,大多来自熟人,同学、朋友、街坊。单位改制,商店陆续交给个人承包,有人下了岗,有人结婚了有小孩,只能硬着头皮做,打欠条借她的货去卖,最后成了空头支票,她拉不下情面去要钱,怕伤了别人自尊,最后欠条全撕了。

在舞厅里待了近三十年的,还有乐手王盛杰。进舞厅之前,他在湖北一家高校艺术团,被分配到各地完成演出任务,正襟危坐演奏交响乐,拿固定工资。察觉到社会形势正在从集体转向市场,人们慢慢被更多样的民间艺术形式吸引,乐团不被重视,演出少了。他离开乐团,去走穴,在舞厅伴奏。

不像单位里接触的都是同事,舞厅有各种“层次”的人,老板、教师、打工的。客人递上纸条,点的是流行歌,《在水一方》,乐队就演奏,反应热烈,王盛杰也开心。他喜欢舞厅的氛围,古典乐和流行乐没有高下之分,只是爱文艺、自由随性的年轻人玩在一起,

时代向上的鼓点戛然而止。1990年代,国有企业改制,武汉也迎来下岗潮,常常来舞厅的这些年轻人,纷纷身陷其中。

阳光所在的纺织厂动员职工买断,也可以继续待着。她拿了一万块,第一个从单位出来,开起了出租车,直到2003年非典,才把车卖了转做医药销售,全国各地四处跑。为了生计奔波的日子,她很少再来舞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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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左)和另一位跳舞群群主。魏晓涵 摄

失落的年代,不如跳舞

到了七十多岁,儿孙都有了自己的生活,二嫂终于能把自己的日子安排满当——在老年大学学模特步、唱黄梅戏,跟团出国旅游。每天早上从家走20分钟,来四姐的舞厅跳舞。

前一天武汉雷暴响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二嫂还是迎着细雨来了,八十岁的唐爹爹,七十岁的腊梅,都是舞厅认识的老熟人,“像首长一样,你跟我打招呼,我跟你打招呼”。她舞跳得好,有时候还带小十几岁的人跳。也鼓动五十多岁的女儿,加入“年轻人”更多的晚场。“要是不来呀,搞得好像路都走不动了。”

四十岁的时候,二嫂夫妻俩双双从压力仪表厂下岗,两个孩子要上学,她在江岸区文化馆附近卖早点,热干面、炸面窝,晚上卖卤菜。那时候四姐的舞厅刚好搬了过来。

早点摊忙得不得了,她就挤时间、挤一两块钱去跳舞。她十八岁就开始跳舞了,男步跳得好,在舞厅尤其受欢迎。四姐知道她喜欢跳舞,卖完早点闲下来,就叫她来帮忙收门票,就这样在四姐的舞厅打了四年工。

“她卖早点,手上客人也蛮多,也可以带动客人来我们这里跳舞”,四姐这样解释,她讲话总是周到,给人留面子。舞厅招来帮忙的,几乎都是遇到困难的,养小孩了,家里扯皮了,离婚了,来来去去两百多人。有看着造业(家里情况不好)的,不买票,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人进来。

她不主动探听别人家里的难。二嫂、阳光、喜喜、大胜、珍珍,认识几十年的客人,很多四姐都不知道名字,就像他们叫她四姐一样,默契地保护彼此的自尊心,谁家还能没有一点伤心事呢?

舞厅还保留了一点集体时代的人情和余温。下岗脱离集体之后,有人闷在家里,也有人们在这里活跃,做什么的都有,做老板的,下岗了做小生意的——卖衣服、卖早点、做宵夜、开麻将馆的。

用四姐的话说,“人才市场”一样,跳完舞认识了,一起去谁家摊子上吃个宵夜,打个麻将照顾下生意;卖小配件、小卡子、小手套的摊主是舞友,看到了不好意思也买一点;老板要招工,舞厅里一说,有合适的人很快也招到了。

灯球在墙面映出柔和的彩色,舞步急促,伴奏也在变,不再是抒情的交谊舞,港台乐成为新的流行,还有通俗民歌、拉丁和少量的爵士乐,舞厅的鼓点越来越浓。人们的娱乐方式也多了,迪厅、酒吧,只有舞厅在缓慢地一两块、三五块涨价,最多也没超过十几,对下岗的中年人来说,能选择的消遣也不多。

下岗之后为了谋生,大胜什么累活儿都做过,装潢,电焊。生活再劳累,下班也要来舞厅,音乐一放,人就来劲了。他的女友珍珍也是在舞厅,教跳舞认识的。珍珍卖过服装,为了晚上来跳舞,她只上长白班,一跳舞什么烦恼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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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池里的人。魏晓涵 摄

在他们的记忆里,不像现在密集的一天三场,那时的舞厅没有白天场,大家都要讨生活,晚场就热闹了。在百货公司站了一天的疲惫的人,跑销售的风尘仆仆的人,做保安打工的人,开早点铺子一身烟火气的人,都在夜幕拉开时,衣服一脱,换上最光彩的一身,来舞厅忘记生活的辛苦,享受一个半小时的快乐。

也有人向四姐诉苦,下了岗,一个人在家带小孩。她知道哪个是老板,就主动帮忙介绍,“搭建平台给他们找工作”。四姐说。“不找出路的人都呆在家里了,来舞厅的都是积极(面对生活)的人”。

四姐的第一任丈夫,选择的就是另一种生活。高干子弟,下了岗之后,四姐放在家里的零钱,都被他拿去打牌、买彩票。他不理解妻子为什么这么拼。“他娇生惯养惯了,吃不了苦,属于下岗了不做事,会被淘汰的一批。我们观念不一样。”开舞厅两年之后,他们离婚了。

舞厅搬到现在的中山大道之前,四姐换了好几个地方,都只待了几年。每一次搬迁都很突然,多是合同到期,被所属的单位征收,不能再对外出租经营。最心痛的是胜利街那个场子,十几万一台的空调,花大价钱新装的灯,才做了三年,成本还没有收回来,只能全拆了,当铁当铜卖。

她没有抗争,“这是我掌控不了的,事业单位要把场子回收,我只能出来”,四姐鲜少对外展现脆弱的一面,她说,自己没有沮丧过,“我心态蛮好的,没有把我打垮。”一个月时间交接,她一天不歇,积极找新的场子,从头开始。

或许是习惯了变故。她自白,“我们是蛮辛苦的一代人,什么都赶到了。读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赶到了,下岗赶到了,响应晚婚的号召28岁结婚,独生子女也赶到了,也是最听话的一代人。”

“所以说我们内心蛮强大,怎么开心怎么来。我生存能力蛮强,好动不吃亏呀。”借力好风,瞄准机会一举成功的人,始终相信个人奋斗,“你要去适应时代,不要让时代来适应你”。对当下的年轻人,她也这么说。显然年轻人想追求的更多,困境也不同,我们身处不同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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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姐手写的舞厅一周安排。魏晓涵 摄

你要武装自己

回到舞厅已经是快要退休的年纪,阳光终于不用东奔西跑了,她也没闲着,开了间麻将馆,跳完舞,晚上有人不想回家,就去她那儿打麻将。她离婚了。下岗后,她出去打拼,家里无形的裂缝变大,后来老公也去开出租,“外面有点事情”,原则问题她不愿让步,就分开了。

舞厅变了,灯球柔和的光线不足以刺激感官,换成了更激烈的射灯,舞票从一两块涨到十块,流行歌的小号、长号慢慢被吉他、贝斯、键盘替代,小号手王盛杰年纪大了,变成了键盘手。

舞厅的话题从工作下岗、家庭子女的问题,聊到现在,变成了每天网络世界发生的新鲜事。他们已经离这个时代很远了,老伴走的走,离的离,子女不在身边,有的老人智能电视都不知道怎么开,就来舞厅听大家聊新闻。

只有舞厅是熟悉的,四姐还在那里。

她比年轻时候装扮得更加活色生香,头上缠绕几缕紫的红的粉的、接上去的假发。她没有网购过,但每年要去逛几次商场,色彩往身上堆,红色的大衣,黑色的貂,短裤短裙,无袖的、鲜绿的上衣。

“多亮的颜色我都敢穿,到香港人家都喊我们‘潮姐’”,她心里美滋滋,并对眼前的年轻人提出建议,“你更要武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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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姐四十岁时拍的写真照。讲述者供图

心里的自我还停留在四十岁,年轻时候咬牙的狠劲也在。疫情的时候,她是武汉第一波感染的,双肺都白了,医院没有床位,她把自己关在家里,洗热水澡,喝药,硬生生挺过来了。

疫情那三年也是舞厅最难的时候,常常要关门,她也没想过不做。待在家里静下来,人都老得快一些。再说了,没了这个舞厅老朋友们能去哪儿呢?

歌舞厅一家家在消失,江汉路被酒吧和迪厅占领。四姐去瞄过,知己知彼嘛,“我来找我姑娘(女儿)”,她编了个借口进去,满场洋酒、香烟,疯狂无节制的年轻人,让她觉得不舒服,回了自己的老舞厅。

老舞客们还是常常去,有人不跳舞,纯粹给四姐抬庄(支持)的。有人一身的病,住着廉租房,也每天来开心,抽烟喝酒都不耽误,他说,到了这个年纪连感情都更脆弱,容易分开,“已经活够了,不在乎了”。

四姐知道熟客的喜好,会特地放点欢快的曲子。舞曲只能放一半了,老年人最脆弱的就是腿脚,不敢让他们跳太久。快的曲子控制在三分半,慢曲子五分钟,一般四分半之内。遇到嗨的大家都蛮喜欢,也有例外,可以持续到八分钟。

为什么留在四姐这里,好像也说不出太多理由。他们说是一种缘分,可能也是因为玩得开心,提要求四姐都会满足,服务员还主动添水,没有比这儿更贴心、更被尊重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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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厅角落里,各式的保温杯。魏晓涵 摄

当下离他们太遥远,或许生活在一个同温层里就好。四姐很少离开汉口这一片熟悉的区域,除了舞厅,也没有试过别的活动,“太忙了没空”。广场舞,没跳过,没有灯光没有舞台,还是差点意思,她也担心粗糙的水泥地把鞋磨坏了。

四姐也试图追赶时代,放短视频上火过的歌,演奏用的乐器过几年就要更新一次,除了跟了几十年、好几个舞厅的音响,舞厅里好多都是近几年更新过的,她说,其实年轻人也能来玩,不过来的还是寥寥。

她不太理解这个时代沮丧的年轻人,在短视频上刷到,她激情满满地建议,遇到困境就去找机会,闷在家里是没有出路的,这是她的生存逻辑。但情感上,她也理解独生子女一代的难,每个月给女儿经济支持,希望她过得轻松一些。和她不一样,女儿不跳舞,也没什么别的娱乐活动,在家忙着带孩子。

四姐信奉“不给社会添麻烦”,已经在考察养老问题。她去养老院实地看了,躺在病床上的老人病的嚷的叫的,被护工欺负,她看着蛮心酸,不想过那样的生活,“我想搞开心一点”。

群里的好些老朋友也不想去敬老院,鼓动她牵头,把大家组织到一起抱团养老。就在舞厅的KTV,他们聊出一些美好的图景——以后不做事了,就几十个人住一起,打牌、钓鱼、种菜、洗衣服都分工,生病就轮流互相照顾。都熟悉,儿女也放心。

她动了念头,每年带着乐队和朋友去风景好的地方旅行,庐山啊,神农架啊,顺便考察养老地。

说是考察,走着走着,还是变成了唱歌跳舞。乐队、舞友十几个一辆车,拿着麦在车上就开始了。到了当地,车停下来的地方,水泥地就是舞台,音响、乐器都拿出来,乐队,弹啊,唱啊,吹啊,转着圈交谊舞就跳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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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厅不时会有活动,四姐(中)参加了旗袍表演。讲述者供图

歌手回来了

年前一次聚餐,四姐偶然听说过去在舞厅演出过的歌手丽娜,眼睛不好了,她心里蛮不舒服的。“她曾经算我的员工”。在那个歌舞厅的黄金年代,专业的、业余的歌手,乐手,走马灯似的在舞厅登台。后来为了生活,各奔东西。有人进了房地产公司,唯一能施展的舞台是公司年会,有人进了部队文工团,求一个安稳的、受尊重的位置。

乐手王盛杰也曾经南下深圳,在一所小学的兴趣班当音乐老师,那时他已经五十了,还是决定去一个遥远的地方。临走前在家里和乐队的朋友们吃了顿饭,朋友们叮嘱,“保养好身体,注意安全,有机会的话把我们都带过去。”

在深圳待了六年,然后是疫情,学校开不了课,他又回到了武汉,也临近退休的年纪了。偶尔和乐队的老朋友回到舞厅演出。疫情之后,舞厅经常要关,四姐就把乐队停了。她也担忧,“他们医保社保都没有,因为以前演出费高,没在乎过这个,我不想他们回家就没饭吃了。”

四姐总想着以后生意好了,再把乐队叫回来。这次正好趁着过年,久违地组织一场演出,叫上老歌手、老乐队,也借机让丽娜出来散散心,开心一下。

车子把人接来,时隔三十年,四姐再见到了这位老朋友。丽娜画了完整的妆,一头卷卷的短发,穿着皮质短裙,因为罕见的眼底病,几乎看不见了。四姐拿来两个热水烫过的牛奶递过去,她张开双手摸索着,四姐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乐队也回来了。王盛杰再见这些老朋友,有人头发白了,没有年轻时那么精神,除此之外好像都没有变。他想,这就是音乐带来的好处吧。还像过去那样,他视奏,把简谱写在纸上,交给乐队其它人。排练时间很短,他却感受到了一种熟悉的默契。

演出那天,专业的、业余的老朋友们都穿上了盛装,镶满红色黑色水钻的大裙摆礼服,亮色的纱裙,吹萨克斯风的乐手一头长发,西装笔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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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娜(左二)和许久未见的老朋友在一起合影。魏晓涵 摄

丽娜没有穿彩排时候的礼服,对这个小舞台,她觉得有些太正式了,有距离感,于是换上了一身改良的旗袍。她不让人搀扶,像以往无数次在大礼堂、小舞台那样,独自走上去。

自从眼睛生病之后,这样的机会就很少了。好几年时间,她都接受不了,从礼堂上风采翩翩、备受追捧的歌手,变成了“盲人”。聚餐也看不见菜,怕给人添麻烦,就不出去了。想唱歌的时候,她就在YY语音里,和同样看不见的朋友们一起开歌会。

舞台被人群围绕着,有人在缭绕的雾气中起舞。丽娜什么都看不见,但她觉得舞厅里的观众,那一刻一定是投入的。一曲《烛光里的妈妈》唱毕,有人流下了眼泪,台下有人献上小束花朵,塞进她的手里才拿住。

“台风还是不减当年啊”,四姐在台下想,她定定看着,像是在重温一场旧日好梦,那曾是他们的黄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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